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

干春松 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

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命題，集中反映了中國哲學注重實際的基本立場，深刻塑造了中華民族求真務實的思想旨趣。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將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列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肯定其對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領悟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對于引導人們改造主觀世界、樹立正確思想方法，進而改造客觀世界、推動工作開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

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是對中國哲學精神的高度提煉。“實事求是”最早見于東漢史學家班固編撰的《漢書·景十三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用來贊譽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的嚴謹治學態度。“知行合一”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命題，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整合前代知行觀，主張知與行本為一體，提出“知行合一”學說。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植根中華文明沃土，共同體現中華民族崇實務實的哲學傳統。

回溯中華文明史，早在西周時期，中華民族就產生了崇實務實的思想傾向。殷商覆滅的教訓，使周人深刻認識到“惟命不于常”，殷商人對至上神——“上帝”的信仰并不能阻止商周易代，統治者的德行才是天命發生遷移的最終依據，由此周人逐漸將關注重心轉向現實世界。《尚書·泰誓》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強調天意與民意的關聯性。周人雖然在形式上繼續保留了天的意志，但在內容上卻視天意的主要表現為現實社會中的民意。在這種認識下，天退隱于人后，人的地位得到極大提升。西周遠神近人的思想取向，成為此后中國注重實際、求真務實哲學傳統的重要源頭。

春秋末期至戰國，諸侯崛起、百家爭鳴，崇實務實傳統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得到體現。儒家立足現實社會，追求推己及人、兼濟天下。《論語》提出“敬鬼神而遠之”，認為人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表現出重人事、遠鬼神、貴現世的鮮明立場。《中庸》提出“道不遠人”，強調道不應離開人的日用常行。《易傳》提出“人道”概念，認為“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要立足人的現實，以德行樹立人道。墨家強調“兼相愛，交相利”，主張“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節用”、“節葬”、“非樂”，注重民生實利、務實節儉。法家更是表現出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商君書》指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韓非子》指出“明主舉實事，去無用”，“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主張以變法強國為目標，棄空談、尚實功、重法治，獎掖農耕軍功。受這一時期諸子百家重視社會現實的思潮影響，各諸侯國普遍強調以人事為本，追求富國強兵。

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實事求是”出自東漢史學家班固編撰的《漢書·景十三王傳》，其中提到了“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知行合一”則由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發揚光大，是對中國思想史上知行觀的繼承和發展。左圖為宋刻本《漢書》，右圖為清光緒鉛印本《陽明先生集要》。 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供圖

秦漢隋唐時期，大一統國家建立并鞏固發展，崇實務實傳統與國家治理實踐緊密結合。漢初強調因時制宜、務實施政，尤其重視總結吸取秦亡教訓，推行休養生息、輕徭薄賦、減輕苛法等政策。隨著國力復蘇，進而提倡仁政。地方官吏以勸農、救災、平盜賊、理賦稅為重，民生安定、社會有序成為考核官吏的主要標準，反映出漢代重農務實的政風。隋唐時期，開明統治者尤其重視民情。《貞觀政要》記載貞觀二年唐太宗對身邊侍臣所言：“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表現出對民情的體察和對自我欲望的克制。正是由于君臣重視民生疾苦，唐朝才能先后開創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鑄就盛世輝煌。

宋明時期，隨著社會政治危機的出現和佛老“虛無寂滅之教”的思想沖擊，思想家們更加強調崇實務實。其中，程朱陸王的理學思想和陳亮、葉適的事功思想是主要代表。面對佛道兩家以“空”、“無”為宗的思想立場，程朱理學將“理”作為世界的本原和依據，指出“理”是宇宙萬物的“根實處”、“安頓處”，提出“萬理皆實”的實理論。在心性論上，理學家們反對佛教“自性本空”的觀點，肯定“吾儒以性為實”、“性是實理”的實性論以及“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的實心論。在道德修養上，理學家們主張“在人情、物理、事勢上”切實用功，要求人們“在事上磨”，“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提倡格物致知、經世濟民。陳亮、葉適代表的事功學派明確反對“談性命而辟功利”，主張以變通求事功，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追求義理和功利的統一。

明清之際，有識之士倡導經世致用，強調學問應服務于現實社會治理，再次掀起崇實務實的社會思潮。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大儒批判理學末流只管講學、不顧現實的虛浮學風導致明朝覆滅，主張博通經史以救國救民，大倡通經致用之實學。顧炎武批評，“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在這種背景下，乾嘉考據學派上承漢代學風，強調回歸經典，反對空疏、重視實證，由訓詁而通義理，推動清代學風為之一變。晚清以降，隨著內憂外患不斷加劇，救亡圖存成為時代課題。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針對當時國人不能認識到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必要性的現實，提出“知難行易”，認為確立革命的意識和堅定革命的意志尤為重要，從而將對知行關系的認識與近代尋求獨立富強的革命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

二

實事求是、知行合一體現了中國哲學重現實、重實際的價值取向，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政治實踐、學術旨趣、道德修養，構成了中華文明基本的實踐立場和價值范式。

推動塑造了崇實黜虛、講求實干的政治傳統。在歷史上，崇實務實的思想理念要求統治者敬鬼遠神而關注人事、力戒奢華而崇尚實政。從歷史經驗看，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治世時期，執政者往往能做到崇本息末、務實戒虛、體恤民情，從而實現政治清明、百姓安康、社會安定；反之，統治階層越是崇尚浮華、追求享樂、篤信鬼神方術，越易導致政浮于事、吏治渙散、民生凋敝。漢文帝“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以實際行動勸課農桑、培根固本，“躬修儉節，思安百姓”，不尚虛飾、為天下先，使漢初社會穩定、生產發展，奠定了西漢長期穩定的基礎；雍正帝以務實精神整頓吏治，對朝廷官員提出“屏棄虛文，敦尚實政”、“實心任事”的要求，整肅吏治、革除積弊，使官場風氣為之一新，國力得以提升。相反，秦朝統治者好大喜功、濫用民力，民不堪命，最終導致民怨沸騰、起義四起，二世而亡；晚明時期崇尚空談義理，疏于實務理政，國力日漸損耗，最終走向覆滅。這些歷史上的治亂興衰給后世留下寶貴經驗和深刻教訓，使崇實務實越來越成為治國理政的主流共識。

促進形成了嚴謹求實、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氣。實事求是最初就是指求真務實的治學態度，代表著中國學術傳統的主流。從先秦到清代，中國學術在整體上都追求嚴謹求實的治學原則。《論語》有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孔子自認為有能力闡釋夏、殷之禮，但杞、宋兩國留存的文獻匱乏，因而無法佐證核驗，體現了講求實證的治學態度。他教導學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同樣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態度。王夫之提倡言必稱實、言必有征，認為“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理論必須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清代考據學更是將實事求是作為治學宗旨。錢大昕認為“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阮元表示“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考據學家以輯佚、校勘、文字、聲韻、訓詁等考據方法，形成重視文獻、講求證據的樸實學風。此外，崇實務實傳統還樹立了學以致用的經世取向，使中國傳統學術充滿強烈的現實關懷。

引領涵育了知行一體、真誠無妄的人格修養。關于人格修養問題，中國哲學主要是在知行框架中加以理解的，也就是說，中國哲學認為一個人的人格修養集中體現在知和行這兩個方面，而崇實務實傳統則使中華民族形成了知行合一、行勝于言的認識，產生了知行一體、真誠無妄的人格理想。中國哲學普遍認為行是知的歸宿，認知只有最終落實到行為上才是修養的實現。早在《尚書》中，古人就提出了“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觀點，認為與單純獲得知識相比，由知識落實到行為才是艱難的。《中庸》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同樣將篤行作為治學思辨的落點。宋明理學家們普遍重視知行討論。王陽明針對“分知行為兩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終身不行”的流弊，系統提出“知行合一”學說，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強調知與行在本體上不可分割，道德認識與道德實踐必須統一，倡導知行一體的人格境界。知行一體要求人們立身行事必須言行一致，做到真實真誠。一個人只有實踐“誠”，做到“真實無妄”，“誠于中，形于外”，才能真實不虛假地實現自己的本性。

三

中國共產黨人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創造，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毛澤東同志早年的求學經歷與“實事求是”這條古訓密切相關，他進入的第一個新式學堂“東山高等小學堂”的辦學宗旨就是“然窮變則通，茍非實事以求是，即物而窮理，恐書院究成虛設，何以造就人才”，綜合了實事求是的本義和新意。1941年，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篇經典著作中，把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和思想方法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提升和科學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就是說，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從客觀存在的事物出發，詳細地占有材料，深入研究、深刻把握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形成科學的真理性認識，以此來指導發展著的實踐。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進行了深刻全面的論述，尤其是對實事求是與解放思想的關系作了辯證分析。他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時指出，“毛主席當年就是在這里熏陶出來的，實事求是就來源于這里”。上圖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講堂，講堂前檐懸有“實事求是”匾（湖南大學融媒體中心供圖）；下圖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俯拍圖（視覺中國供圖）。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過程中，在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堅持實事求是的極端重要性。總書記在總結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和理論創新的基礎上，從哲學高度對實事求是的內涵作了系統闡述：“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深入實際了解事物的本來面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從零亂的現象中發現事物內部存在的必然聯系，從客觀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規律出發，在實踐中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總書記結合新時代的任務和特點，要求領導干部把實事求是思想路線貫徹到工作全過程，自覺做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表率，“要自覺堅定實事求是的信念、增強實事求是的本領，時時處處把實事求是牢記于心、付諸于行”。堅持實事求是，就要堅持求真務實的作風，“堅持求真務實，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務實’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講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

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標識性概念，也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顯了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務實精神。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應自覺從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中汲取有益營養，堅定實干興邦的信念，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與務實作風，培養腳踏實地的厚重品格，進一步將這一思想智慧轉化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強大精神力量。